说“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才去追问？对不起，我很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否读过任何一本关于妇女处境的书？河南大学李小江写过：

“中国妇女是两面性的。正面是一个独立的人，权利平等，经济自立，是新中国的主人；背后却扛着一个沉重的家，依然是传统的，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隶？女人把正面展示给社会，社会因此显得更加文明进步；她把背面留给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里。两面夹攻下，有新生的，有传统的，唯独仍然看不见女人自己——女性主体意识淹没在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中。”（《走向女人》，1995年）

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姊妹们和我们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妇女一样有双重负荷的问题；负荷的包装和名目也许有异，重量，却没什么不同。不堪负荷的职业妇女利用上班时间赶做自己的家务，并不令人意外。（据卢汉龙：《来自各体的报告——上海市民生活质量分析》，《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一期）

甚至于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权和教育权，法律与实际之间是不是没有距离？在南通市，一些企业所解雇的女工占所有被解雇员工的70％，为什么？1988年，中国学龄儿童未入学的有83％是女孩子；三百万中途缀学的孩子有70％是女生，又是为什么？全国平均每6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文盲，而妇女却平均每4。5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据《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这又代表了什么？

曾经是“假小子”老三届的李小江回顾她成长的过程，满腹辛酸：

“我们这一代女性，曾经经历过无美也不能放纵爱情的青春。我们曾经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丢失了性别，最终丢失了自己。因此，我们有权利：以残破的青春的名义，以失落的女人的名义，向历史、向文明、向生活、甚至向我们自己发难。”

我在上海街头也看见老三届女性隐约的身影：那开计程车来养小孩的司机，那兜售灵骨塔脾位的推销员，那刚刚离了婚想嫁个外国人带孩子远走高飞的饭店会计。每个人都抱着一个残破的青春、沉重的负担，努力地往前迈进。有谁又真正想理解她们“丢失了性别，丢失了自己”的伤痛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伤痛？

我也收到过七十岁的老妇人寄自上海的来信，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签名会上可以见到老先生却绝见不到年纪大的女读者：“…我们这一代人，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做完工作回家还有小孩和家务。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可又得带孙子。像我们这样的人，出门一趟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我已经很久没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