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个人作品成为推历史的工，这工必需如何造作，方能结实牢靠，像一个理想的工。我预备那么写下去，第一件事每个作家先得有一个能客观看世界的脑。可是当我想起不是这世界每个人都自愿有一个凡事能独立思考的脑，都觉得必需有个这样脑，行写作才不必依靠任何权势而依旧能存在时，我依然把笔搁下了。人间广泛，万汇难齐。沮洳是作成的，江河也是作成的；桔宜于南国，枣梨生长北方。万各适其，各有其宜。应沉默得沉默，古人名为“顺天”雄鹰只偶尔一鸣，麻雀却长日叽喳，效果不同，容易明白。各适其，各取所需，如果在当前还许可时，我的沉默是不会妨碍他人步，或许正有助于别一些伟大成就的。

可是如果他放下了那个生存步的工，以为用另外一简单方式可以生存，尤其是一个作者，一个企图用手作为桥梁，通过一理想，希望作品存在，与脱离而还能独立存在若年，与事实似乎不合。自杀不是求生的方式，谐俗其实也不尽是求生的方式。

个牧师对于德有特殊，为德的理由，终日手持一本《圣经》，到同夫人谿，这谿且起源于两人生理上某缺陷时，对于他最德的书，他不能不承认，求解决问题，倒是一本讨论关于两心理如何调整的书。一个律师对于德有它一定的提法，当家中孩被沸伤时，对于他最德的书，倒是一本新旧合刊的《丹方大全》。若说德邻于人类向上的需要，有人需要一本《圣经》，有人需要一本《太上应篇》，但我的一个密友，却需要我写一封甜充满了温情与一轻微忧郁的来信，因为他等待着这个信，我知！如没多数需要是德的，事实上多数需要的却照例是一个作家所不可能照需要而给与的。大多数伟大作品，是因为它“存在”成为多数需要。并不是因为多数“需要”它因之“产生”我的手是来照需要写一本《圣经》，或一本《太上应篇》，还是好好的回我那个朋友一封信，很明显的是我可以在三者之间随意选择。我在选择。但当我能够下笔时，我一定已经忘掉了德和罪恶，也同时忘了那个多数。我始终不了解一个作者把“作品”与为“多数”连缀起来，努力使作品庸俗，雷同，无个，无特，却又希望它长久存在，以为它因此就能够长久存在，这一个观念如何能够成立。溪面群飞的蜻蜓够多了，倘若有那么一匹小生，倦于扰，独自休息有一个岩石上或一片芦叶上，这休息，且是准备看一更有意义的振翅，这休息不十分坏。我想，沉默两年不是一段长久的时间，若果事情能照我愿意作的作去，我还必需把这分沉默延长一。

我觉得我应当努力来写一本《圣经》，这经典的完成，不在增加多数人对于天国的迷信，却在说明人力的可信，使一些有志从事写作者，对于作品之生长，多有一分知识。

作品能存在，仰赖读者，然对读者在乎启发，不在乎媚悦。通俗作品能够在读者间存在的事实正多，然“通俗”与“庸俗”却又稍稍不同。无思索的一唱百和，内容与外形的一致摹仿，不可避免必陷于庸俗，庸俗既不能增人气力，也不能益人智慧。在行为上一个人若带着教训神气向旁人说：人应当用手足同时走路，因为它合乎大多数的动本或习惯。说这话的人，很少不被人当作疯。然而在文学创作上，类似的教训对作家却居然大有影响。原因简单，就是大多数人知要路，不知要脑。随波逐容易见好，独立逆风需要魄力。

这也许近于逃遁，一对于多数扰的逃遁。人到底比蜻蜓不同，生活复杂得多，神经发达得多。也必然有反应，被刺激过后的反应。也必然有直觉，基于动求生的直觉。但自然既使人脑化得特别大，好像就是凡事多想一想，许可人向走，向远走，向走。思索是人的权利，也是人其所能生存能步的工。什么人自愿抛弃这权利，那是个人的自由，正如一个酒徒用剧烈酒燃烧自己的血，是酒徒的自由。

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北平作